1955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实施军衔制度，在空军中，只有两位将领被授予上将军衔，分别是司令员刘亚楼和副司令员刘震。其他的副政委、政治部主任以及多位副司令员则获得中将军衔。通常，军衔较高的军官在各方面的地位也会加倍提高，但在空军内部，这种情况并不适用于刘震。尽管身为上将，刘震在排名上一直位处末端，不仅位于几位中将副司令员之后，甚至在1959年4月之前连空军党委的常委委员都不是。到底原因何在呢？

要解答这个问题，了解空军的组织结构以及刘震个人的职业发展历程是非常必要的。作为空军的早期核心团队，其领导班子成立于1949年3月，当时名为“军委航空局”，由常乾坤担任局长，王弼任政委，负责全国航空工作、接收缴获的航空器材以及培养国民党空军的技术人才，为组建中国自己的空军做准备。在同年10月，中央军委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，萧华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，随后11月空军正式成立，核心成员包括刘亚楼、萧华、常乾坤、王弼和王秉璋。刘震并没有出现在这个重要的领导名单上。

1950年6月，萧华调任总政治部，吴法宪接任空军工作。此后，空军委员会成立，刘亚楼、吴法宪、王秉璋、常乾坤和王弼被任命为常委，而刘震依然不在其中。他当时还在中南军区，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，他转到东北军区担任空军司令员，接着又担任志愿军空军司令员，直到1954年才调到空军机关任副司令员。

尽管刘震在一线作战取得了一些荣誉，他对空军中枢系统的建设却显然不如其他副司令员直接有效。那时王秉璋、常乾坤和王弼已经负责着极为重要的工作，因而不可能为了刘震的加入而进行制度调整，这很可能会对空军的建设造成负面影响。因此，在副司令员中，刘震只能排名第四。

1956年5月底到6月初，空军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，选举出了首届党委，成员有刘亚楼、吴法宪、王秉璋、常乾坤、王辉球、徐深吉和曹里怀。而刘震依然未能入选。1957年，空军与防空军合并，新一届的领导班子再度增员，虽然成钧和谭家叙被任命为副司令员，但刘震依然未在常委名单之中。直到1959年4月，刘震才最终进入常委，其中的排名为刘亚楼、吴法宪、王秉璋、刘震、成钧、曹里怀和谭家叙等人。

为何刘震在进入核心领导班子时间上如此滞后？归根到他在1954年调任副司令员后，实际的工作并未展开，而是进入军事学院的战役系进行为期三年的脱产学习。由于缺乏实质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，空军面临重大的事务时并不便频繁召他进行会议讨论，导致他在常委中迟迟未能如愿入席。再加上1957年他刚毕业，着遇军种合并，其原有的空军干部人数较多，所以优先考虑原防空军的干部，最终他在1959年才得以进入常委。

虽说终于进入了核心班子，刘震依然被排在第四。因为在他的前面仍有两位开国中将。吴法宪凭借早年的贡献以及在军种政治工作中实际掌控了思想工作，合理地占据第二位。而王秉璋作为长期的第一副司令员与参谋长，在空军建设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，他的贡献包括人才的培养和装备的引进，许多具体事项的推进都与他密不可分。因此，刘震在其之后名列其中便是合乎情理。

另外，刘震在57年回到空军后的主要职责是负责院校建设，担任空军学院院长，负责培养人才，相对而言，这项工作不属于重要核心。在业务分管及出任时间两方面的差异，注定了他在常委中的排位不会太靠前。更令人遗憾的是，即使刘震进入了常委，他后续依然没有多大权力，并遭到批评。在59年的庐山会议上，事情更是恶化。原新四军的师长黄克诚面临诸多指责，而刘震与吴法宪都是他的老部下，但两者的态度截然不同。吴法宪为了博取更高的评价，污蔑黄克诚贪污军费，并指责其“打烂仗”。最终吴法宪又将矛头指向了刘震，声称他是黄的“死党”，在这场攻击中，刘震既无力反驳也没有附和，只是沉默以对。此后，吴法宪凭借表现提升了自己在内部的地位，而刘震则逐渐被排除在外，难以参与核心的党委会议，影响了他在重要文件上的签字和重要会议的参与。对刘震来说，最致命的打击莫过于空军学院的成绩被彻底否定，吴法宪在59年指出空军学院的工作非常糟糕，需要重新开始，这直接影响了空军学院的发展进度。